剧本根据《商水县志》/丘生传说和传统京剧《秋生造律》改编，选材有眼光，人物与故事有内涵有特点，面对当下有看点，也有关注点。作为改编创作的剧本应该说相当成功，剧中两位主人翁兰秋生与萧何，还有秋生妻和母都有戏。全剧以求律、制律、卖律、获律共四场戏，加开始一楔子一气呵成，干净有力。

现在就人物及情节，我觉得有两点需要讨论。

1、制律一场中，秋生妻未经允许摘人桃儿给秋生吃，被面受黥刑；还有本场结尾，秋生完成制律，为报大仇撞死造律台。这都是好戏，但毕竟是给今天的观众观赏，人物的行为动机需要更加合情合理可信。

2、剧作的结局改动很大，成了当下社会的主流导向，主旋律化了。传统的传说或京剧都是秋生死后利用《大律书》条列，诱使贪心的萧何掘墓违法被斩首，报了当年被萧何拒绝羞辱之仇。该剧改编成剧中的人物包括萧何都是为了律法，大义赴死。过去是因果报应，伦理批判；现在是正能量歌颂。哪个好？哪个长久？还有没有更好的处理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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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构有张力，情节一波三折，具有很强的戏曲性。词律工整，格调雅致。京剧《秋生造律》有剧本留存，当下有《斩萧何》偶尔演出。此文本的结局的改良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秋生和萧何两个人物“颠覆性”的重新解读和定义，商榷空间巨大，尤其主题升华至“萧何舍弃自己性命掘墓取律，将汉朝依法治国的重要性放在首位。才华与无私心地，共同成就公平正义，律令无双”，过于刻意拔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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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该剧显示出作者较强的昆曲创作功底，基本功扎实，唱词工整，结构严谨，戏剧开展的逻辑性很强，人物内心的矛盾冲突与外部冲突均显激烈，情节起伏跌宕，剧本完整。虽然取材于旧作，但有新意。

    略显不足之处在于萧何与秋生这两个人物的塑造上。萧何是刘邦的铁杆，对楚人既有的仇视使他不能客观地对待秋生。这是他性格与认识的严重局限，从而构成了该剧一条矛盾的主线，埋下了秋生的悲剧及自己的悲剧。萧何的悲剧不在于他冒死掘墓获得秋生律的下部，而在于他由此认识到了自己所犯下的不可挽回的错误——基于他的偏见杀死了才华横溢的楚人秋生，认识到楚人并非全是敌人。他将以余生捍卫《秋生律》，以这种自赎的方式延续秋生的生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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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剧内容虽然是对相关材料有所参考，但是作者在原始材料中独具慧眼，精心提炼和剪裁，有自己独特的发现，剧本写了才华无双的兰秋生，也写了令行禁止的萧何，挖掘出了两个人物的独特性，跟既有的人物形象比起来，都是非常新鲜的。

 一个是地位显赫的相国，一个是恃才傲物的书生，因为一部律令产生了令人想不到却无法回避的联系。思贤若渴的萧何因为忌惮兰秋生是楚人，为谨慎起见，纵然他才高八斗，也不予任用，这也是人之常情，情理之中；而兰秋生牢牢抓住法令无双这个最结实的武器，不惜以身相殉，同时牢牢反击了萧何，而萧何为了法律的公正严明，以一己之身，成就律法的严明，无法才华与无私心地，共同成就公平正义，律令无双。人物性格之间的冲突与矛盾无法规避。这一对人物被作者处理得干净、鲜明，两个人的人物关系非常具有戏剧张力，而这样的戏剧张力并不只在于两个人的外部矛盾，而在两个人内心的自我纠结与自己斗争，是一部静水流深的动人之作。

作者选用昆曲作为故事载体，无疑是提高了难度，但是完成度比较高，显示了作者非常深厚的文字功底，如果有些曲牌更加典雅而不是艰涩，可能读起来效果会更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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剧本在创作上确实达到了“用简单形式讲复杂故事，力求用低成本小制作表现深刻内涵”的追求。故事完整、主题思想鲜明向上，人物性格鲜明。写作遵循昆曲创作规律，戏剧进程流畅。具备较好的文学基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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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剧在丘生造律萧何犯的典故传说基础上，用最终的人文悖论，将公法与私权的辩证思考揭示出来，在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的背景下，将“律法如名剑，老夫无福佩此剑，却甘心做铸剑之人，以身殉剑”的现代观念赋予其中，呈现更加理性的律法观。剧中的秋生与萧何从贤者与招贤者的身份关系，基于才华沦落而生起的怨仇，最终共同成为了律法的献祭者，这种献祭虽然是基于个人的报复因素，但却凸显着众生在律法面前平等一律的思考，这种献祭带来的“痛”，恰恰正是一个民族国家在寻求文明蜕变时的必然，该剧的警示价值即在其中。更值得赞叹的是，作者将一段历史的严肃价值，与传说故事的传奇意义，做了很好的处理，全剧一气呵成，突出戏曲的排场，通过人物关系的发展来层层推进整体情节，结构颇为严谨，加之道白与曲文流畅自然，很具古典意蕴。若能在剧终的“悖论”上再强化秋生与萧何的人性变化，效果或许更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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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一部改编之作，在萧何的人物塑造上变化较大，但对秋生的人塑造改变较小。但恰恰是秋生以律报仇、以死报仇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，造律是为了社会秩序，是为了公正公平，是为了惩恶扬善保护生命，不是用来要挟人的工具，用律典来完成个人的报仇，缺乏说服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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